2013年3月16日，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个永载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巴国民议会届满五年自然解散，由其产生的巴中央政府同时寿终正寝。没有政治纠纷，没有军人干预。这在巴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全国选民将于5月11日进行下一届国民议会的选举投票。如果进展正常，并顺利产生新一届政府，那将是巴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

巴基斯坦是1947年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的一个新建国家，至今已66年，其中33年处于军人统治之下。虽然不少二战后独立的国家都曾有过军人执政的经历，但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军事政变”的字眼在国际新闻中已越来越罕见。巴基斯坦或许是个例外。虽然卸任总理阿什拉夫在3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宣称，“民主力量最终赢得了胜利”，“今后无人将能危害民主”，但这还有待历史来证实。

巴基斯坦眼下正在进行的大选受到世界关注。最直接的原因是，2014年美国和北约将从阿富汗撤军，而巴自身正深陷恐怖动乱之中，各方关心选举结果对地区形势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西方对巴选举一贯重视，其原因包括一根深蒂固的担心，即巴基斯坦是穆斯林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万一宗教极端势力上台，世界或将面临危险。另外，各国研究南亚政治的学者还有一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课题：同样源自英属印度，为什么独立后的印度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政权交替从来就是和平进行的，而巴基斯坦却走上另一条道路？

“救国政变”

回顾历史，巴基斯坦是在英属印度后期由一批穆斯林精英全新打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她仅以同一宗教为基础，严重缺乏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维系因素，天然蕴含着可能需以强力来维护生存的倾向。创造这个国家的政党叫“穆斯林联盟”，该党1940年才通过创立巴基斯坦国的决议，而七年后便仓促承接了治理这个国家的重任，一时人才不济，能力不达。独立刚一年，具有崇高威望的国父真纳病逝，从此，这个新生的国家便陷入了没有首领的混乱之中，十年间走马灯一般竟产生了七位总理。

就在此“国将不国”的危机时刻，1958年，时任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发动政变，掀开了巴基斯坦军人统治历史的第一页。这是一次典型的“救国政变”。以后三次政变原因各异，但不同程度也都带有类似的庄严色彩。

巴过去几乎每十年出现一次军事政变，这也凸显平民政客的施政表现令人失望。巴基斯坦仍然是一农业社会，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各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掌握在一批大地主手中，民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就基本反映了这一现实。巴民选上台的政客往往素质偏低，腐败严重，贪恋权力，无能治国。上世纪90年代，分别以布托家族和谢里夫家族为核心的两大政党轮流坐庄，均两次有机会施展抱负，但都无大作为。最近刚卸任的人民党联合政府虽创造了安度五年的“奇迹”，但巴媒体有评论尖锐指出，就政绩而言，这是巴历史上最差的一届政府。

另外，巴基斯坦安全环境十分严峻也是该国军队势大权重的原因之一。巴与其东邻印度打过三场半战争，西边阿富汗三十多年战乱不已又使巴深受其害。1971年东巴宣布独立，印度出兵干预，巴痛失半壁江山。近年来，巴西南地区的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重又抬头，巴基斯坦捍卫领土完整的任务再度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巴军队始终把对印、对阿政策以及对核武器的掌控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与民选政府分享决策权。

还有，巴军人统治不止一次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一个重要相关因素。巴第三次军事政变发生在1977年，两年后苏联入侵阿富汗，巴立即成为国际圣战的前线国家，军人统治者齐亚·哈克随之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朋友。1999年穆沙拉夫发动政变，恰好又是两年后，“9·11”事件爆发，穆沙拉夫被美国一把拉入怀抱，巴随即成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

军人统治的遗产

说巴基斯坦民选政府不善理政，并不意味着军人统治就政绩卓著。巴先后有四位军人统治者，他们为这个国家留下了良莠不齐的政治遗产。

巴各界普遍认为，阿尤布·汗是巴建国以来最为优秀的领袖，因为在他统治时期，巴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的生存得到巩固；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以致当时的韩国曾派代表团来向巴取经；积极推进与美关系，使得巴军队在建国初期就获得较好的装备和训练；主动打开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为巴赢得了一个真心可靠的朋友。但他掌权十年后也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1969年被另一位军人接管权力。

巴国民对第二位军人统治者叶海亚·汗完全没有好评，不仅是因为在其统治下巴军败于印军的耻辱，还因其私人生活糜烂而为人不齿。他在战败之时被迫向民选政府交出权力，后遭逮捕，长期被软禁。

第三位军人统治者齐亚·哈克的政治遗产最具争议性。一方面，在他领导下，巴基斯坦配合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大力支持全球穆斯林圣战者在阿富汗打败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但另一方面，哈克为争取“执政合法性”，在社会各领域、甚至在军队中大力推行伊斯兰化，以致巴今天极端主义盛行、武装组织林立的状况，可以说就是在那时种下的祸根。他在执政11年后死于一场神秘的空难。

第四位是人们对其仍记忆犹新的穆沙拉夫。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与齐亚·哈克完全不同，穆沙拉夫是个世俗主义者，视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为其偶像。在“9·11”后极为复杂的形势下，穆沙拉夫带领国家艰难调转方向，与美国结盟反恐，并开始缓和与印度的关系，一度指引这个国家走向“温和文明”之路。在2001至2002年间，穆沙拉夫宣布并开始实施一系列“反恐新政”，不仅得到巴广大“沉默的温和势力”的衷心欢迎，同时，极端势力慑于当时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威势，对之也没敢迎头相撞。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种种困难和种种考虑，穆沙拉夫的“反恐新政”大多夭折：被禁止的极端组织改个名称就不再追究了，被关押的恐怖组织头目轻易又被释放了，收缴民间枪支的计划不了了之了，在部落区清剿武装组织遇到挫折后便与对手言和休战了。几个反复下来，巴基斯坦反恐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穆沙拉夫本人也两面不讨好：一方面，美国和阿富汗不断指责他反恐不力；另一方面，恐怖组织不止一次对其实施谋杀。最后，这位乱世枭雄在2007底不得不脱去军装，以平民身份勉强维持总统高位。2008年夏，面对议会弹劾威胁，穆沙拉夫不得不黯然引退，流亡海外。

再次政变的可能性变小

如果说巴上一届政府还算有所政绩的话，那就是联合主要政党，成功进行了修宪，维护了议会民主制，重新将最高权力集中于民选政府的总理手里，并从法律上严禁军事政变。同时，军方也积极汲取教训，将3000名军队人员从政府各部门撤回，军队情报机关撤销针对国内党派的特工机构。五年间，巴又不止一次出现政治危机，但军队在敏感时刻表现中规中矩，反复表示无意干政。

可以说，巴基斯坦今后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减小。首先，从近几年巴国内政治的演变看，如果再有军变，最高法院、私人媒体和知识界将不会像以往那样采取顺从态度，军人执政开局就将非常困难；其次，巴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积重难返，目前局面难以收拾，在这个时候，军队似应不会挺身而出，自揽责任；再者，回顾历史，不难看到，即使军人统治势力再强大，最终也有要向民选政府交权的那一天，尤其是穆沙拉夫统治末期的曲折故事充分显示，这种交权不会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然而，巴基斯坦国情特殊，现在做断言或许为时尚早。如果巴执政党和反对党不能学会妥协，再次使国家陷于瘫痪；如果民选政府在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如塔利班得势或俾路支吃紧等）听任形势滑向不测，军队再次发动“救国政变”未必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