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四维译

 

7月26日，印度主要英文大报之一《印度快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报对《印度对华战争》的作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以及印度前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的长篇采访。这两位都是中印边界问题的第一流权威人士：前者对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其著作是理解那一历史事件的必读书；后者则是印度外交部多年来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前不久刚退休。

 

两人回答的是同一组问题，内容丰富，观点迥异，结论清晰，值得细读。现全文照译，供感兴趣者参考。

 

关于洞朗对峙的两种观点

作者：Sushant Singh

印度快报，2017年7月26日

 

一位是资深记者，他六十年来一直观察印中关系，与印度的官方立场格格不入。另一位是印度前驻华大使（至2016年），是新德里与北京的主要谈判者之一。《印度快报》向这二位提出同一组问题。

 

关于内维尔·马克斯韦尔：退休的澳大利亚-英国记者，曾为《泰晤士报》报道1962年战争。在2014年3月，他部分地泄露了《亨德森·布鲁克斯-巴伽特报告》，那是印度国防部1963年的一份机密报告，旨在总结印方在战争中的军事表现。马克斯韦尔是《印度对华战争》的作者，其结论被认为是以中方的声明和观点为基础的。历史学家斯里纳特·拉加万（Srinath Raghavan）说，该书是“离经叛道说的始作俑者”，其“对德里的行动进行挖空心思的解释，与北京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

 

关于阿肖克·康特：前职业外交官，2016年1月以印度驻华大使的身份退休。他曾三次在中国常驻，还在印度外交部当过东亚司司长和中国处处长各四年，是印度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他现在出任位于德里的中国研究所主任，还在新德里的辩喜国际基金会为资深研究员。

 

问：目前印中洞朗对峙的根源是什么？是由历史原因推动的吗？

 

马克斯韦尔：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面对绵延数千公里、尚未确定、争议深刻的边界，在某些地方上的小争议就会轻易演化成激烈的国家对抗。而且，1962年边境战争的记忆，即中国戏剧性大胜和印度蒙羞惨败，在双方许多人的头脑中仍挥之不去，因此，担心一场小摩擦会点燃另一次战争不无道理。

 

洞朗对峙的根源当然是历史性的，存在于两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不同的、对立的方针之中。印中边界问题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浮出水面并清晰起来的，当时，架构中印关系的两位主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周恩来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首先来看周在万隆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政策表态：

 

“我们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但在此之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允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决不改变这一方针。”

 

但在1950年11月，也就是在周做出其政策宣示的五年之前，尼赫鲁宣布了印度的与之完全相反的方针。在议会经事先安排的提问时，就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走向问题，尼赫鲁总理回答道：“从不丹往东的边界已经由麦克马洪线明确划定，这是由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有的议员指出，中国的官方地图不顾麦克马洪线，显示印度的东北边境行政特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尼赫鲁说，他们“在过去三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尼赫鲁对两国地图上的差别不当回事，说“我们的地图显示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那就是我们的边界，无论（中国）有地图或没地图。事实没有改变，我们坚持这一边界，不允许任何人越过我们的边界。”

 

后来的事件和调查显示，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主张只是建立在“推进政策”基础之上的，在英印统治的最后十年里，这一政策使得英印的东北边疆向前推进了大约70英里，而英国高级官员卡罗爵士（Sir Olaf Caroe）则在伦敦通过外交造伪为这一侵略行径提供了假造的合法性。很有可能，在尼赫鲁1947年出任印度总理之后不久，卡罗爵士本人就向其通报过事情的原委。中国政府只是在数年后，当其获得了存放在拉萨布达拉宫的外交档案后，才明了真相。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基本政策，即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的边界现状，只是要求通过国际承认的划界程序使其正式划定，然后在地面上进行联合勘界。然而，新德里却非理性地坚持，印度的历史遗产可以使其现代国家拥有单方面与其邻国确定边界的权利，而洞朗对抗就是这一非理性政策的酸果。到目前为止，尼赫鲁的众多继承者中，没有一个有胆量否定或修正尼赫鲁的基本立场，即完全拒绝中方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北京的这一政策是一贯的，现已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签订了边界条约，只剩下印度及其卫星国不丹。

 

康特：

 

在我看来，中国对洞朗的入侵以及随后的对峙，是一个大模式中的一个部分。中国正以强硬的、秀肌肉的方式企图实现其领土主张，而这些主张有些是有争议的，有些是臆想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南中国海，他们声称的“九段线”不为其他国家所承认，去年国际法庭也予以拒绝。但是，中国填海制造人工岛，并在上面建立军事设施，在地面上，这里应是在水面上，改变现状。其他国家事实上正在适应这种改变了的现实。中国人在南中国海设法创造一种新常态。

 

在他们与不丹接壤的地区，也有一个模式，中国巡逻队和中国牧民入侵不丹宣称是他们的领土，并修建小道和公路。在洞朗地区，过去几年发生过多次入侵。但这次，中国开始从离我们哨所很近的多卡拉（Doka La）修建汽车道，方向指向不丹王国军队在Zompelri的营地。这是严重改变地面现状的举措。不丹指出，在此修路直接违反了中不两国在1988年和1998年签订的协定，那些协定要求中方维持边境现状。

 

对印度而言，这不仅是中国侵入不丹领土并企图建一条公路，这还意味着中方试图单方面改变三国交界点。中国承诺过，三国交界点将有待相关国家协商确定，在这里，是印度、不丹和中国。对这一点，2012年中印双方有过书面协议。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军队的存在延伸到Jampheri山脊，对我们来说，尤其考虑到西里古里走廊及其脆弱性，将有非常严重的安全后果。我怀疑（鉴于中国制度的不透明性，我们只能猜测其动机），中国人不认为不丹有能力抵制中方修路，他们以为，不丹会抗议一番，然后默认事实，因为不丹没有其他选择。很可能中国人没想到印度会介入，阻止中国筑路部队向前推进。

 

这与所见的南中国海模式非常不同，在那里，其他国家在适应改变了的现实，即适应新常态。而我们没有按这种脚本行事，这也许是中国人大光其火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我们还需要从印中关系的大背景来看这些发展，还有，中国即将召开党的十九大，民族主义正成为重要的政治驱动力量，在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两方面来看都是这样。

 

问：这是印中首次在第三国对峙，这是否使得双方缓解变得更为困难？

 

马克斯韦尔：

 

在洞朗对抗中，主角是印度和中国，不丹不是一个主要角色，只是在新德里和北京的争端中宣称领土是它的。这使得印度政府可以夸张局势，谎称不丹是支持印度的一个积极的、独立的角色，但这种假象只能增加疑惑。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继承了英印对不丹外交事务进行指导的法律权力，但那时不丹几乎没有什么对外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不丹成为联合国成员时，那个条约便丧失了它的合法地位，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改变。虽然印军常驻不丹有一个旅的兵力，名义上仅是出于应对中国威胁的防务需要，但任何对新德里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不丹必须听印度的指令，而不丹与其另一个邻国中国的关系则是重中之重。既然在廷布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是不能容忍的，不丹不被允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多年来的边界谈判也一直陷于僵局，这显然是印度对不丹暗中实施控制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已经与12个邻国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其中有的国家对华并不友好，但没有一个国家抱怨中国态度蛮横。对中国与不丹久拖不决的边界谈判，除了新德里的恶意干预，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康特：

 

毫无疑问（因为涉及第三国，使得印中双方缓解变得更为困难）。此次军事对峙与2014年在典角（Demchok）和楚木惹（Chumar）、以及2013年在德普桑（Depsang）的对峙很不相同，部分原因是对峙发生在不丹领土。第二个重大不同是，此次中方的反应极其尖锐，使用了非常强硬的语言。他们提出前提条件，印方不撤军就不与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同时，中国官媒则非常好战。这是新的因素。

 

这毫无疑问使得缓解形势变得十分困难。但我能告诉你的是，在2014年，我们要求中方恢复到2014年9月1日的实地现状，他们同意了，这便成为缓解的基础。这次也一样，缓解之道将是中方应不丹的要求，在实地恢复6月16日中方筑路部队进入之前的状态。

 

问：在这一地区，中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是什么？

 

马克斯韦尔：

 

中国在边境这一地段的基本利益与其在其他所有地段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有一条明确的、双方同意的、经条约确定的边界。中国多年与不丹谈判试图达成一条双方同意的边界遭到挫败（很可能是由于印度的阻挠），北京现在表达其愤怒，警告印度不要忘记1962年战争。这或许也是对印度最近不断做出一些刺激性姿态的积怨已久的爆发，比如，把它的傀儡人物达赖喇嘛带到达旺，而达旺是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地区的一个关键痛点。北京一直强调，它无意索回大英帝国在印统治最后十年间非法扩张获得的领土，意味着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中国愿意以现有的实际控制线为确定的边界。但是，达旺可能是一个难点，因为它不是被英国、而是被印度并吞的，中国人感到在1951年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

 

康特：

 

很难确定地探测中方的动机。中国人发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完全没有按脚本行事。我们挫败了他们修建汽车道的努力，而且是在不丹领土内采取的行动，这是他们没有预计到的。

 

问：这一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

 

马克斯韦尔：

 

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下周将在北京，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双方可在高层进行紧急磋商，而看上去这仅是过去早就安排好的对话。

 

康特：

 

中方已经确认，外交渠道仍然畅通，所以双方仍保持接触。甚至在困难的情况下，很少有所有沟通渠道全部中断的情况。现在需要做的是，第一，避免任何提高声调。中方需要大为降调。在印度方面，我们有意避免任何针锋相对的论争。印方有两个重要声明，一是外交部发出的，一是外交部长在议会阐述的。第二，在地面上避免态势升级。尽管有一些（尖锐的）报道，但我相信，现场的情况是相对平静的。这应保持下去。第三，当然是要举行谈判，找到一个方法以实现双撤军。我们不能单方面撤军，但如果中方应不丹的要求退回去，我确信印方也决无必要使其人员留在那个地区。第四，这关乎更大的争端。中方说印中在锡金段的边界已经是确定了的，这是不真诚的，缺乏依据的。我们认同锡金段边界的基本走向没有争议，边界线将以分水岭为准，但在三国交界点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共识。在这个问题上，我本人也与他们多次讨论过。锡金段边界有许多事要做，先在地图上核清，然后在地面上勘界。这是需要在印中之间做的，但到了确定三国交界点时，不丹也要包括进来。

 

问：对峙会导致印中发生军事冲突吗？

 

马克斯韦尔：

 

是的，极有可能！但必须假设，双方在最高控制层都有意愿避免发生一场灾难，对下层军人和文官的战争之痒进行约束。

 

康特：

 

我期待局势不再升级，因为双方都无意超过某一个限度。总的来说，中国也是希望在边境地区维护和平与安宁的。尽管我们在边界的划分以及在边境地区实控线的走向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但我们仍然维持了和平与安宁。这是双方努力的结果。

 

如果事态延长，这很有可能，如何管控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避免重现1986-1987年的局势。那是旺东（Wangtung）事件，中方在塔格拉（Thagla）山脊以南建立了一个营地，我们不得不在山脊线上部署部队。紧张状态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事实上，1986-1987年是最后一次印中边界问题被激活到一定程度。这个所谓的旺东近距离对抗直到1995年8月才得到解决，那时我恰巧就是与中方的谈判者。

 

问：纳兰德拉·莫迪总理有无可能采取出人意料的举措来解决印中分歧？

 

马克斯韦尔：

 

当尼赫鲁使劲关上解决边界问题的大门时，可以说，他把钥匙留在了锁眼里。他的任何一位继任者都可以转动钥匙，重新开启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大门，因为北京的邀请一直在那里。但这会带来山崩式的民众反对。所谓“中国无端侵略”这样的有毒神话对印度民心影响之深，以致公众认为荒无人烟的阿克赛钦就与新德里市中心的“大圆圈”一样，毫无疑问是印度的领土。如果莫迪同意与中国重开边界谈判，他的威望将会受损。当然，莫迪还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美国不希望印度走上这一步，因为印中敌对将会是美国人手中一张最强硬的牌，为此美国精心培育。所以，对莫迪来说，进行如此政策改变，将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在历史上确有这样事例，苏俄曾有这样的勇气，从而迎来中俄发展联盟关系的良好结果。戈尔巴乔夫曾面临与莫迪同样的问题，民众与华敌对，拒绝任何与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但他1986年在海参崴的著名演讲向北京发送了苏联愿意放弃“不谈判”立场的信号，中方立即予以回应。如果莫迪有勇气这样做的话，其结果将是一样的。这将赢得中印关系重归于好的地缘政治大奖励，更不用说诺贝尔奖了。

 

康特：

 

我不认为莫迪总理能采取什么出人意料的举措。我们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以冷静、谨慎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单方面撤军，因为这关乎我们非常重要的利益。只有中国接受不丹的请求恢复之前的状态，我们才能撤军。我们方面需要的是耐心和勤勉。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期待有什么一鸣惊人的事。需要的是悄悄的外交，悄悄的谈判，先是降温，然后缓解地面态势，从而终止对峙，最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