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印度，骄阳似火。终于，世界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选举——印度议会第16届人民院（下院）选举的结果在5月16日揭晓：印度政治变天，政府更迭，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将出任印度下届总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在印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史上烙下了划时代的印记：第一，投票率高达66.38%，创历史最高纪录，反映了选民“求变心切”；第二，印人党席位飙升，达282席，远超人民院半数272席，不仅创该党有史以来最好选举成绩，更重要的是，过去25年来没有任何政党可获过半数席位、第一大党不得不与诸多小党联合执政的趋势在此出现拐点，印度将重新拥有稳定的“多数政府”；第三，“百年老店”国大党可谓遭灭顶之灾，仅获44席，比以往最差纪录114席还低一大截，这很可能标志该党的家族统治传统（尼赫鲁—英迪拉—拉吉夫—索尼娅—拉胡尔）行将走到尽头。

意料之中

可以说，印度最近三年来的形势演变早就昭示国大党此次必遭惨败。2011年，全国300多个城镇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示威抗议，政府威信扫地。此后，在多重丑闻缠身、法院积极干预、以及反对党蓄意搅局的困难情况下，政府显然不作为，不仅外资流出，本国资本也驻足观望，致使经济增长出现政策性下滑，从政府第一任期（2004至2009年）的年均增长8.4%落到最近两年4.5%的水平。

然而，从根本上讲，是国大党长期以来的领袖危机决定其此次惨败难以避免。前总理拉吉夫1991年遇刺身亡后，国大党陷入了长达十年的“领袖空白”时期。2004年，在拉吉夫遗孀索尼娅的领导下，国大党东山再起。但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夫人有自知之明，知道她肯定领导不了这个国家，于是，把总理一职拱手让给了著名技术官僚出身的国大党重臣曼莫汉·辛格。辛格人品一流，工作勤勉，但缺乏掌控政治、驾驭全局的秉赋，这一弱点在国大党执政的最后几年愈发明显。面对复杂的不利局面，辛格总理一直保持沉默，既无力在议会舌战，又不善与媒体沟通，显然缺乏在印度政治环境下担当总理的必要素质。

另外，索尼娅之子拉胡尔显然也不是解决国大党领袖危机的答案。在选民眼里，他有一半外国血统，长年在国外接受教育，回国后虽有志振兴国大党但不见成效，而且又从无任何政府工作的经历。在过去，选民们把敬重和同情奉献给了这个家族，但现在，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要继续把感情投向这位年轻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强人”成为这次大选的主题，莫迪成为两个多月激烈选战的唯一中心，整个选举演变成对莫迪能否出任总理的“全民公决”。

古吉拉特模式

其实，莫迪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许多人心中，他是英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是恶魔。他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连续三次胜选出任首席部长，政治成就骄人；而且，古邦近十年来经济表现突出，使得莫迪在一批地方强人中崭露头角。但是，莫迪的政治生涯中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

2002年，古邦发生一场严重的宗教骚乱，邦政府未能及时控制事态，近两千人（主要是穆斯林）死于非命。其时莫迪身为首席部长，应该说难咎其责。虽然持续多年的司法调查并未指控莫迪对骚乱负有刑事责任，但他在道义上的责任永远不可能洗净。因为此事，美国政府十多年来拒绝向莫迪颁发入境签证。

印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莫迪格格不入，选战打响后，一批世界级文化名人和一批宝莱坞电影名流，分别在伦敦和孟买联名呼吁抵制莫迪。高举“世俗主义”大旗的各政党更是火力凶猛，有的将莫迪比作希特勒，有的称其为“古吉拉特屠夫”，还有的等而下之，甚至称他为“驴子”。

然而，支持莫迪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选情很快呈现所谓的“莫迪浪潮”，继而“莫迪海啸”横扫全国。

尘埃落定，现回过头来看，莫迪之所以大获全胜决非偶然，在诸多因素中，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应该说最为重要。

近年来，古邦被称作是“印度的广东”，这反映出两方面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快，走在全国的前列；二是重视制造业，新增就业机会多。古邦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实行多种优惠政策，有研究把古邦列为印度经济最自由的邦。另有研究指出，近年来古邦失业率仅为1%，大大低于全国3.8%的平均水平。同时，古邦农业增长也稳定上升，在2000年代的十年间，年均增长达9.8%，荣居全国之首，远高于全国3.3%的平均水平。因此，莫迪在选战中得以自豪地说，古邦不停电，青年不失业，我将把印度引上古吉拉特之路。

这里确有个“发展道路”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大党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包容性发展”，在实践中推行福利主义政策，依靠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临时就业和低价粮食，结果既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又加大了财政负担，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换言之，重视私人投资、重视制造业、重视就业增长的“古邦模式”，正是印度选民此次选择的发展道路。

强势外交？

毫无疑问，印度选民选择了一位政治强人。有人称莫迪与美国前总统里根相似，因为他俩都是从邦（州）崛起的地方强人。有人称莫迪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相似，因为他俩都坚信市场经济，同样地对官僚主义不予容忍。还有人说，莫迪与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相似，因为他俩都有凌驾于政党、政府、甚至国家之上的独裁倾向。更有时令版比喻，称莫迪是“印度的普京”，“印度的安倍”，等等。

然而，印度舆论并不担心莫迪会把印度引向极端政治和专制统治，因为他们对印度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能力充满信心。不过，敏感的国际媒体已提出一个问题：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走强硬路线？有的不无担心，有的不无期待。

巴基斯坦有理由担心。从历史上看，印巴关系实质上就是南亚次大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延伸。莫迪从小参加“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一个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印度教社会文化组织）的训练，年轻时成为这个组织的宣教员。虽说此次大选莫迪主要得益于“古邦模式”，但选民中的“印度教情结”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因素。确有莫迪的支持者在选战中放言：“让反对莫迪的人卷起铺盖去巴基斯坦吧！”也有穆斯林政治领袖针锋相对：“让投票给莫迪的人投海去吧！”可以肯定，巴国民众对莫迪当选的反应会相当负面，莫迪也会对辛格总理时期的对巴政策进行某种调整。

还有，在印度和美国，都有一批人希望印美关系终将演变成“联手制华”的同盟关系。在辛格总理时期，他们失望了；现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迪身上。但他们很有可能再次失望，因为：第一，美国对莫迪制裁十多年，莫迪至少不便一下子扑进美国怀抱；第二，2008年国大党执政时与美国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构成印美新型关系的基础，但那时印人党是反对党，曾竭力反对，现在即便找台阶下也需要时间和机会；第三，当前印美在贸易、尤其是药品专利等方面矛盾不少，将其厘清需要有个过程；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发展与印友好关系意愿明确，可信可靠，印度新政府应该会认识到，如果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制定对华政策，必将限制印度的战略选择，不符合其自身长远利益。

笔者对莫迪今后可能的对华政策取谨慎乐观态度。之所以谨慎，因为中印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双方对实际控制线某些地段的走向认识不一，容易发生所谓的“越界事件”。好在自去年“帐篷对峙”事件之后，双方加强了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边境局势有望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之所以乐观，是因为莫迪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模式较为接近，他曾多次访华，重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当前印度经济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扩大制造业规模，而这两项恰都是中国的强项，因此，与中国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将是难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