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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印度政治发生变化的一年

岁末年初,当印度人回首2013年时,发现从国内政治的视角看,印度这一年没有虚度——两年前的那场使全国沸腾、令世界瞩目的反腐败群众运动,可以说是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一年出现的以下三大政治发展,在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上均可谓是开创性的:

第一,最高法院顶住来自政府和各个党派的政治高压,坚持其做出的重要判决:凡被法院判定有罪、并处以两年或两年以上刑期的联邦或邦(省)议会的议员,将立即丧失议员资格。执行此判决,印度严重存在的“政治犯罪化”问题将有望得到抑制。

第二,由那场反腐败群众运动催生的、成立仅一年的新党“百姓党”(AAP)在最近的首都特区选举中骤然崛起,一举获得30%的选票,28个议席(总数是70个),并最终在德里组阁执政。这一发展对印度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影响。

第三,在年底,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反腐败法案——Lokpal法案,印度将依法在全国和各邦建立起一个独立于政府、不受政治影响的反腐败机制。此法来之不易,此前联邦议会在46年时间里曾八次审议都未能通过。由此可见,印度政治或许是在发生变化。

“新法律能逮住狮子”

    “Lokpal法案”是印度两年前反腐败群众运动的核心诉求。Lokpal是个梵文组合词,Lok意为“人民”,Pala意为“保护人”,合在一起意为“保护人民免受贪官污吏欺侮的人或机构”。此项立法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针对公职人员贪腐行为的监察机构——Lokpal(可译作“人民监察委员会”),其性质基本类同香港的“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去年12月初,那位两年前领导反腐败群众运动的社会活动家、76岁高龄的安纳·哈扎雷第四次举行绝食,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推动议会通过该法案。

刚通过的法案在以下方面体现了这一主旨:人民监察委员会将由九人组成,其人选将由一个五人遴选机构集体决定,该机构由总理、议会下院反对党领袖、下院议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以及由此四人共同推荐的一名法律专家组成;委员会有权监察包括政府总理(印度政治一号人物)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委员会授命有关调查机构进行案件调查,并对调查实施领导和监督;委员会受理的案件须在六个月内完成调查;委员会有权向任何涉案的政客和公务员发起刑事起诉。

可以期待,此法将成为印度反腐败的利器,社会舆论普遍予以肯定,哈扎雷本人也表示满意。针对有人说这个法律仍软弱无力,“甚至不能把一个耗子送进监狱”, 哈扎雷反驳道,“别说是耗子,就是狮子也能逮住。”

这个法案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未能得到议会通过,其根本原因是,这是一个专门针对政客和官员的法律,而印度负责立法的议员们有相当一批人本身就是罪犯,他们自然会使尽一切手段从中阻拦。然而,此次较之以往更为严厉的法案文本却较为顺利地获得通过,个中原因何在?

新扫帚横扫德里

印度政治观察家们指出,百姓党在德里奇迹般地崛起似乎表明,印度政治已涌现一股强大的新潮流,对于以选票为生的政党来说,他们不得不顺势而动。这是上述法案最近得以通过的大背景。

新潮流标志之一,民众已不再容忍政治腐败。印度的政治腐败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靠金钱当选的政客滥用权力谋取回报,在议会中席位吃紧的政府暗出重金收买支持,甚至经办护照、提供市政或民政服务的小官吏也不见贿赂不办事。“透明国际”最新发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把印度列在较为靠后的第94位(总计175个国家和地区,丹麦清廉第一,新加坡第五,香港第15,中国大陆名列第80位)。

此次德里选举,大批选民与一个高举反腐败旗帜的稚嫩新党站在一起,而宗教矛盾、种姓纷争不再是吸引民众关注的焦点,昭示着印度的选举政治可能正在由传统的“族群政治”向新型的“治理政治”转变。

新潮流标志之二,反权贵文化正深入民心。由于受几千年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今天仍然是一个等级社会,上尊下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此次德里选举凸显两个文化符号,标志着权贵文化正在让位于平民文化。

一个是“红色开道警灯”。印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中央或邦政府的部长级官员,其座驾都可在车顶安置一个用于开道的红色警灯。在交通拥堵的城市街道上,部长车队警笛尖鸣,红灯闪烁,再加上警车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有意思的是,这个新上台的百姓党政府一改旧规,宣布他们的部长不需要红色警灯,将与民众同拥挤,共缓行。此举赢得媒体一派热议和广泛好评。

另一个是扫地的“扫帚”。甚至在今日印度,社会上层人士大多仍不屑于打扫卫生一类的“有失身份”的家务劳动,而清扫厕所则更是只能由下人来干的脏活(借此顺便插一句,最近印度一位女外交官在纽约受辱事件同时也显示,印度上层人士家庭对佣人有着很大的需求和依赖)。因此,扫帚可以说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劳动工具。有意思的是,新成立的百姓党恰恰选用扫帚作为其政党图标,这一方面寓意要把贪官污吏扫除干净,一方面也无声地表达出这是一个平民政党。请看这样的电视画面:在百姓党的竞选集会上,成百上千的支持者举起扫帚……这在印度具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力,甚至在社会心理上意味着平民革命。

把好人请进圣殿

新潮流标志之三,新一代印度政客将带来希望。

印度实行代议制民主,全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通过选举产生的近5000名联邦和邦议员手中。这批人在印度被称之为“政治阶级”,并拥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印度“家族政治”影响广大,有相当一批议员是依靠或近或远的家族背景当选的;二是与“金钱政治”和“暴力政治”相关,当选议员中有相当一批人是罪犯嫌疑人或已判定的罪犯,“政治犯罪化”问题非常突出。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常驻德里记者邵蒂克•比斯瓦斯(Soutik Biswas)去年初发表的一篇报道,在包括中央和所有邦议会在内的全部议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4835人中的1448人)受到刑事犯罪起诉;其中641人涉及强奸、谋杀、绑架、抢劫、勒索等严重刑事犯罪。

在过去几十年里,印度被法院判定有罪的议员并不立即失去议员资格,他们在上诉期间仍占据议员席位,从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其上诉抗争往往能持续一、二十年,甚至被判了刑的政客在监狱里仍能参加竞选并当选为议员。

由此不难理解,本文开篇所述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何等的重要;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长久以来印度就有“好人不参政”的至理名言。

然而,百姓党的崛起却强烈蕴含着“要把好人请进民主圣殿”的社会信息。该党骨干多为律师、记者、大学师生和企业白领,是一批理想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大多是两年前共同参加那场反腐败群众运动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依靠反腐败的勇气,反权贵文化的真诚,政治透明化的准则,以及重视民生的承诺,在成立仅一年的情况下就赢得了首都的选举,为印度选举政治和政党文化书写了新的一页。

当然,百姓党的故事目前顶多只是个城市现象,印度广大农村并不具备发生如此变化的社会条件。而且,百姓党政府是个少数政府,它需要其他政党在议会至少八席的支持;再加上该党在竞选中所做的有关居民水电费用减免等承诺在财政上是否可行也是个问题,因此,不排除百姓党政府有半途夭折的可能。

然而,重要的是,百姓党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创造了历史,再加上新通过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法》和最高法院关于有罪议员的判决(以后也会形成法律),一个新的潮流和框架正在形成,印度政治未来或将逐步走向较为清廉的方向。尽管这个过程肯定非常缓慢并充满曲折,但它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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