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成功访华，尤其是双方签署了《边防合作协议》，为舒缓一度突出的边界问题，继续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做出了新的努力。但坦率地讲，此访也不无遗憾，主要是印方在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没有与中方签署拟议中的放宽签证限制的文件。

　　中印两国政府在2003年签订过一个《关于简化签证手续的谅解备忘录》，其核心条款是，双方驻对方的使领馆可以颁发“半年多次有效、每次停留不超过90天的商务签证”。 然而，随着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这一规定很快就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事实上，中方多年来对印方实行无差别对待政策，即实行与中国向其他国家公民颁发商务签证同样的政策——只要申请者理由充分、文件齐备，中国驻印使领馆就可以向其颁发两年多次商务签证，而且审理期限仅为四个工作日。

　　但是，印方一直坚持“半年有效、90天停留”的双边限定，而且对审理期限没有约束，经常长达两三个月。对此，中方从事对印经贸的人士多有愤怨，但又万般无奈。据说，连印度驻华使馆自己也觉得有所不妥，曾多次向国内建议放宽限制。

　　据印度媒体透露，拟议中的修订将把对商务签证的限定由“半年有效、90天停留”改为“一年有效、半年停留”，同时，对“项目签证”的审理（由印度内政部负责）规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对此，不仅中方，连印度商界也充满期待。10月17日，印度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发表社评称：深化对华贸易是应对充满悖论的印中关系的最佳之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印度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必须借助富有价格竞争力的中国工业；因此，曼莫汉·辛格必须说服内阁向中国放宽签证限制。

　　显然，社评已预感向中国放宽签证限制可能遭遇政治阻力。果然，就在17日，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为总理出访俄国和中国（10月20日至24日）的计划最后拍板，那个备受关注的印中签证文件就未能通过。据印媒报道，印方的理由是，由于中方在此前数日向“阿鲁纳恰尔邦”（现中国媒体称之为“藏南地区”）的两名运动员颁发“另纸签证”（具有特别含义的签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宜向中方放宽签证限制。

　　这是印度外交受制于内政的又一典型事例。其实，印度外交官们明知，所谓“阿邦”是中印间有争议领土，中方从未向“阿邦”人员颁发过普通签证，现在发放“另纸签证”，在实际上并不阻碍人员往来，可以说已是一种着眼两国关系大局的灵活做法。要求中方向“阿邦”人员颁发普通签证，无异于要求中方改变其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肯定是行不通的。现在，印方把放宽签证限制与“阿邦”另纸签证问题挂钩，就等于是设了一个将无限期拖下去的无解之局。然而，如果签证限制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印方所谓欢迎中方投资，愿意在印设立中国工业园区等等，势必流于空谈。眼下，中印双方外交官的任务就是要开启智慧之门，帮助印方找台阶下，使总体上是商务、文化关系的签证问题与边界领土问题脱钩。

　　在61万与17万的背后

　　由于多种原因，中印民间往来过去非常有限。然而，最近十多年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出现井喷式进展，双方人员交流的需要剧增，签证事务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需求。回过头去看，在这十多年的变化中，中方自信进取，鼓励更多的印度国民来华旅游经商；而印方沉稳应对，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控制局面。据双方官方统计，在2012年，印度国民来访中国大陆的为61.02万人次，而中国大陆公民往访印度的仅16.90万人次。两者间是接近四倍的差别。其实就在几年前，差别甚至高达五倍，即一年大约50万印度人来华，仅10万中国人访印。造成如此差别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签证问题。这组数字背后有着许多故事。

　　故事之一：汉语教师曾经难获签证。大约在五、六年前，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印度也兴起了“汉语热”。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在印度推行汉语教育非常困难，要想获得中国国家汉办的资助建立孔子学院则更是难上加难。关键就卡在签证上。在好几年里，拒绝向中国汉语教师（无论是职业的还是自愿者）颁发签证似乎是印方的既定政策。

　　然而，潮流终究阻挡不住，这个问题现已趋于解决。去年，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全国500所中学开设汉语课程，印度驻华使馆为此与中国汉办签订了合作文件，首批25名中国教师将于今年年底赴印开课。

　　故事之二：“项目签证”在大起大伏中诞生。中国企业在印承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至今仍是中印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而自带施工队伍出国作业又是中国公司的习惯做法。这在印度就遇到一个问题，即中国工程人员应该持何种签证？中印在2003年签订签证便利文件时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予规定，可向从事“短期工程”的人员颁发商务签证。但这是一个灰色地带，文件没有对“短期工程”的含义进行界定。然而，根据实际需要，印度驻华使领馆多年来一直沿袭习惯做法，向中国工程人员颁发上述“半年有效、三个月必须离境一次”的商务签证。据印媒报道，自2007年至2009年6月，印度驻华使领馆在两年半时间里向中国公民颁发了16万份商务签证。

　　也许2009年注定是一个中印关系的困难年。是年5月，在一个大型项目工地，中国施工队与当地村民发生群体斗殴事件。此事立即触动了印度安全部门的敏感神经。不久，印度政府断然决定，凡持商务签证来印工作的外国人在当年9月底（后推迟至10月底）之前必须离开印度。决定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印媒估计当时受影响的中方人员多达2.5万人。

　　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基本不考虑经济因素。中方人员一旦全部撤回，有关工程将全面停顿，中国公司及其印度业主都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严重后果。于是乎，中国公司纷纷向中国驻印使领馆求助，印度公司接踵向政府高官求情。

　　但印度政府不为所动，结果，所有持商务签证的中国工程人员在大限之前都回国了。不知是否有人对这一“折腾”造成多大经济损失做过研究，不过，通常对中国相当苛刻的印度媒体却有站出来打抱不平的。次年1月19日，《印度快报》发表社评尖锐批评政府的劳工签证政策，指出，印度最缺乏的就是基础设施，而我们把基础设施项目合同授予外国公司，但又不让人家好好干，这岂不荒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然而，坏事最终还是转变成了好事，此后，印度政府推出了可以说是专门为中印经济合作量身打造的一个签证种类——“项目签证”。尽管各方利益攸关者对“项目签证”的配额以及印度内政部审批的速度仍有诸多不满，但这毕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渠道，虽然窄了点，但却是一个基本可预见、可操作的结构。

　　“签证正常化”是更重要的议题

　　故事之三：“会议签证”把中国列入“另册”。2010年2月，印度政府就颁发会议签证事务做出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规定凡阿富汗、孟加拉国、中国、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苏丹八个国家的公民，以及巴基斯坦在世界各国的侨民和无国籍人士，欲应邀赴印参加任何国际会议或学术研讨会的，必须提前六周提交签证申请，首先由印度内政部对申请人进行安全背景评估。由此，中国学者去印度参加学术活动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困难了。许多关心中印关系的人士对这一决定深感惊愕，因为“会议签证”公开把中国列入“另册”，要么反映两国关系不正常，要么说明签证政策不正常。印度官方对此未曾做过解释。

　　有人猜度，或许因为近年来中国访印学者回国后对印度国情多做消极描写，因而印度政府不愿向中国文人敞开国门。恐怕未必，“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心胸不至于如此狭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政策的效果，至少就中印关系而言，是相当负面的。试想，一个一辈子研究印度史诗的老教授不能获得一纸签证去印度参加一个关于印度文学的研讨会，他会做何感想？他的学生和周边人士会有何议论？试想，印度有些学术机构为保证中国学者能够出席，不得不把某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挪到第三国去举办，这对印度的国际形象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近日见《印度时报》有报道称，印度政府已决定废除这一政策。是否属实，尚待查核。

　　故事之四：中国嫁娘难在印度安家。与上述中国学者受到歧视待遇相类似，嫁给印度人的中国女子在获取签证和其他待遇方面也有不愉快的经历。根据印度法规，凡与印度公民结婚的外国人就可获得“印度亲属”（Persons of Indian Origin）的身份，从而在入境、居留、就业、金融、教育等多方面享受较之一般外国人要优惠得多的待遇。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七个邻国的公民却不享受这一待遇。前不久，中国的“印度女婿们”借助《印度教徒报》向印度政府发出公开申诉，抓住辛格总理访华的机会力争公平权利。

　　当然，在“签证正常化”问题上，印方对中方也多有抱怨。比如，中方曾一度对来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人颁发另纸签证，甚至曾因克什米尔争端问题拒绝向印度北部军区司令颁发签证。这引起印方强烈反弹，并因此中断了双方军事交往。直到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直接介入，中方调整政策之后，两军交往才得以恢复。

　　不过，印方千万不能因此得出错误结论，以为既然中方在“印控克区”问题上可以调整签证政策，那么，在“阿邦”问题上，印方也可向中方施压求变。其实，对于中方来说，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相信印度外交官对此会有清晰的职业判断。

　　总之，中印之间的签证故事相当复杂，深刻反映了两国增强互信、提升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文谨在此为双方一路走好祈愿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