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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独立日反思民主制度

        1947年8月15日在当代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日,印度获得独立,英国结束了对南亚次大陆长达200年的殖民统治,世界从此进入一个亚非新兴国家竞相亮相的新时代。
  “独立日”是印度最富历史感的一个政治节日,印度的政治家、思想家、评论家们往往在这一天抚今追昔,憧憬未来,纵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但是,今年印度的“独立日”缺乏喜庆气氛,有识之士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原因是,就在“独立节”前夕,联邦议会的“雨季会期”在一片混乱中无限期休会,在印度独立以来的议会史上留下最难堪的一笔。由于以国大党为首的反对党在腐败问题上抓住政府的把柄,坚持外长斯瓦拉吉和两名印人党的邦首席部长必须首先辞职,否则就捣乱会场,使议会无法运作。当然,政府也不让步。结果,整整三周的会期全部泡汤(washout),没有一件法案得到审议,捣乱、争吵、休会,再捣乱、再争吵、再休会,成了整个会期的主旋律。
  严重的是,这种状况似乎正在成为“新常态”。几年前,当时的反对党印人党(BJP)也是如此这般与国大党政府作对,冲击了议会整整一个会期,而且还振振有词地提出一个理论,宣称阻止议会运作也是维护民主的一种手段。现在,双方位置对换,国大党以同样的方式还以颜色,报一箭之仇。
  印度的公知们似乎看到,问题不在于国大党或印人党孰是孰非,而是印度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恰巧赶上“独立日”,结果,反思制度成了这两天印度主要媒体的共同主题。8月15日,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发表观点犀利的社论,同时还刊登著名政治和外交评论家康蒂·巴杰帕伊(Kanti Bajpai)的更具批判性的文章。现将两文全文译出,以供参考。

自由印度能再次昂起头来吗?
《印度时报》社论
2015年8月15日

印度能够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印度的政治家们首先需要认同某些基本原则。

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印度一直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根据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直到17世纪,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是规模最大的经济体。1700年,在莫卧尔王朝时代,印度的经济产出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到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灾难性地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在那个时代结束之时,印度占世界GDP的份额缩减至4%。
  或许,自由印度的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说的“与命运约会”(尼赫鲁1947年所做“独立演讲”的标题—译注)就是这个意思,即印度将重回世界大国的行列。然而,事实令人震惊,印度的衰落在独立后仍然继续,到1980年,其经济总量仅为世界的3%,只是在此后趋势才发生扭转。但是,如果以汇率而不是以购买力平价计,印度在世界上的位置赫然清楚:我们拥有世界人口的17.5%,但仅占世界GDP的2.65%。显然,印度68年前的今天许诺“与命运约会”,仍仅是空中楼阁而已。
  去年,“全国民主联盟”(以印人党为首的政党集团—译注)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纳兰德拉·莫迪出任总理,全国民意爆棚,百姓充满期盼。然而,一年过后,“全国民主联盟”陷入与“联合进步联盟”(以国大党为首的政党集团—译注)同样的困境:无力推进旨在力促增长的经济改革,同时伴之以腐败丑闻。
  无限期休会的“雨季会期”或许正是这个国家在独立68周年之际的写照:会期花掉26亿卢比,但受制于严重的党派纷争,几乎没做任何立法方面的工作。不说别的,甚至那个极为重要的“商品及服务税法案”也没得到讨论,更不用说通过了。而这一重要的税制改革将使全国建立起统一市场,可使GDP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并提供亟需的就业机会。
  联邦议会常年无法正常运作可以归咎于印人党和国大党正在上演的仇恨故事:他们互为仇敌,毫不顾及印度的经济提升或青年一代的未来。同时,在他们两家拼命角力之际,形形色色的地方大佬从中渔利。
  现在,或许只有总理做出高姿态才能扭转局面:他应当代表印人党毫无保留、十分明确地承认,该党在“联合进步联盟”执政时期所奉行的“阻挠路线”是错误的。同时,外长斯瓦拉吉和财长贾特里(上届政府期间,他俩分别为议会两院的反对党领袖—译注)也应该就他们曾坚持的“阻止议会运作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合法手段”进行道歉。
  印度议会的状况或已跌至最低点,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糟糕。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不是一味相互指责,将引导自由印度的政治家们走上化解积怨的坦途,从而专注于他们应该讨论的问题:如何提升印度在世界的位置,并使其每一位公民“免于匮乏的自由”。
  “与命运约会”的理想仍在召唤我们,它并非只存在于一篇杰出的演讲之中。

印度是个“剧场国家”
作者:康蒂·巴杰帕伊
《印度时报》2015年8月15日

情况真的会改变吗?只有当印度成为一个现代的、城镇化社会的时候。

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一系列关联部分架构而成。然而,这个复杂系统有一个核心机制,那就是议会。然而,今日印度的议会并非民主的象征和见证,相反,却是对民主的嘲弄。
  印度的反对党,无论在联邦还是邦议会层面,多年来致力于破坏和阻止议会运作。在立法大厅,那些中央和地方的议员们恐怕只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过,那就是相互杀害。但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可想象。议会不时出现群殴场面,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很可能惨遭伤害。
  印度的立法机构是演戏的地方。总体而言,那不是审议法案、理性辩论的地方。在“联合进步联盟”第二个执政期,印人党的破坏性表演达到高潮。现在,国大党把同样的表演搞得更加激烈和喧嚣。
  如果说国大党的表演更胜一筹,那是因为与印人党在2009至2014年间的状况相比较,这家百年老店的现状更为衰弱。在议会下院,反对党联合起来也无力票决阻挡政府;但在上院,反对党是有这个能力的。然而,恰是在上院,抗议闹剧演得如火如荼。
  这似乎不合情理。或许在上院有最能折腾的议员。或许因为在下院反对党人数较少,搅局较难组织,也较难形成威势,而政府一边的议员人多势众,仅凭吼声便能把反对党镇住。
  议会运作的最佳状态是辩论理性,行为克制。 当然,议会也需要有一定的戏剧化空间——在议会之母的英国,“提问时段”便有相当的戏剧性,只见首相不时站起来为政府辩护。此时的交锋海阔天空,唇枪舌剑,机智幽默,而且时常火药味十足。观看这样的辩论是一种享受。而我们的议会与之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吗?
  英国议会的进程可能是喧闹的,也会是沉闷的,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党都不寻求暴民战术。“暴民”(mob)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mobile vulgis”,意思是“易冲动人群”。印度的立法机构似乎不是由能言善辩、思维理性的领袖人物组成,而是聚集着一邦易冲动人群。
  印度的立法机构中还有一大批受到刑事指控的议员。据民主改革协会(ADR)的调查,在本届人民院(下院)541名当选议员中,有186人受到刑事起诉,这个数字为史上最高。其中有112人涉嫌谋杀、企图谋杀、宗教仇恨、绑架以及侵犯妇女的罪行。在这112名议员中,面临谋杀或企图谋杀起诉的有26人之多。
  有意思的是,民主改革协会的研究还表明,有犯罪背景的人往往比清白好人更容易当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代表,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选民。
  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把东南亚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土邦称之为“尼加拉”,意为“剧场国家”(主要指信奉印度教的印尼巴厘岛社会—译注)。在他看来,剧场和戏剧表演不是对国家的支持,而是国家之本身。国家就是剧场。看着印度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运作,不由使人感到国家在印度大体上就是剧场。不是戏剧表演使之成为剧场,它本身就是表演。它几乎是一个幻觉。
  印度真的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吗?鉴于它没有能力制定合理的政策并予以实施,没有能力实行法制并使公民和统治者(即时)受制于法,国家在印度基本上就是一个幻觉。只要走出德里30英里,你还能看到国家机器的影子吗?
  情况真的会改变吗?只有当印度成为一个现代的、城镇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时拥有“塔玛莎”(盛大奇观)和“尼加拉”:国家或是“塔玛莎”,即充满欢乐、热闹非凡的奇观(比如选举);又是“尼加拉”(比如议会之盛况或乱像)。在一个基本上是中世纪的乡村社会,是不可能造就并维持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的。

微信公众号:毛四维印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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